港大法律女学霸：我觉得只要中国好，香港就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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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的话：
1、当时连大厦的通道里也满是黑衣人，我们很害怕，肯定是不敢说普通话的，只能赶紧掉头往回走。
2、我觉得可能只有在国安法出来之后，这种担心才会消散，就感觉自己敢在任何地方大大方方地说普通话了
3、你知道今年经济形势非常不好，能找到一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由此看来，大概我的内地人身份是一个加分项，而不是一个减分项。
4、至少在资本的主导之下，无论是律所还是其他机构，你提供服务的对象、你的客户是老大，那你就要适应人家的喜好，对吧？
5、在日常环境当中，香港同学是不会故意来跟你讨论政治的，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上如果会有分歧，那就搁置；除了这个方面，两地同学都是彼此欣赏以及彼此爱护的。
7、虽然通过观察他们会发现内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会有评论，但这批香港人起码明白，在现阶段或许有些操作是平衡之后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8、我觉得十分骄傲的一点，就是背靠国家这棵大树，我得到的所有尊重、机遇、力量都来源于背后这棵大树，得益于它的繁茂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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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谷雨，是个90后，本科毕业于国内TOP2高校，高中和大学期间曾赴欧美多国进行交换学习。去年秋天，我来到香港大学攻读法律学位。”
微信语音里传出这个姑娘冰糖一样透亮清甜的声音。她告诉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自己刚结束在香港某国际律所的暑期实习；再加上此前内地红圈所（注：通常代指内地顶级律所）的实习经历，现在已经拿到了一家国际律所的工作offer。对于未来，谷雨成竹在胸，计划就在香港继续发展，走执业律师的道路。而作为芸芸赴港深造的内地学子中的一员、以及香港法律界的准职场新人，她就像一株青翠的小树苗，感受着过去一年之中这片南国土地上的阳光雨露、冷暖变迁。
今年夏天，她有话想说。
绕不开的“黑暴”
“去年11月‘黑暴’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能在街上讲普通话，我住港岛中西区这边还好，都是一些老爷爷老奶奶住在这边，也没有特别激进、特别奇怪的人，但是如果你往中环那边走的话确实是不太敢。”
当有游行的时候，气氛就会变得非常紧张，谷雨实习的那家律所老板就会给所有的律师发公司内部邮件：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示威游行，很可能会往暴力的方向发展，所以请大家立刻收拾东西，马上回家，路上避免经过危险区域。
“但有一次我和同事在外面工作，没有注意到邮件，结果在回律所的路上就迎面碰到了游行示威的人群——黑压压一大片。”谷雨形容，中环附近有不少天桥连接着几栋大厦，她看到许多行人站在桥上往下观望，黑衣人像暗涌的潮水一般在德辅道漫延开来。“当时连大厦的通道里也满是黑衣人，我们很害怕，肯定是不敢说普通话的，只能赶紧掉头往回走。”
但谷雨称自己后来遇到过内地来港就业发展多年的前辈同事，他们告诉她，局势并非一直都如此糟糕。他们七八年前来港深造时，人与人之间其实还算融洽，大家都知道能到香港来上学的内地学生很多都是学霸，另外也没有太多政治上的冲突，至少没有这么大范围的。但修例风波之后，情况就一路急转直下，2019年算是掉到了最低点。
香港国安法落地以后
“我觉得香港国安法出台之后，香港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原来街头上大力宣传极端标语的泛民派议员，他们会在地铁口挥舞很大的旗子，举着大喇叭喊、到处发传单。但是香港国安法颁布了之后，那些人全部都不见了。圈子里现在仍在带头唱反调的，我看到的都是些外籍的律师或学者。可能也有极端分子吧，但现在好像还没有特别多的报道。”
“从普通人的角度的话，我可能就是在心理上觉得我不用再害怕，像刚才提到的天桥上遇到黑衣人，我觉得可能只有在国安法出来之后，这种担心才会消散，就感觉自己敢在任何地方大大方方地说普通话了，不用担心被斜眼相待，也不会再遭受到暴力的攻击。”
但律师事务所的一些合作伙伴会有一些担忧：“那是不是以后会对外资审查更严格呀？会不会对他们之后在香港以及在中国内地的业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的客户会有诸如此类的担忧，就会过来问我们该怎么办。后来有位资深律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各国际律师事务所在公司内部条例里面加一条，即律所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要根据当地法律来执行公司总部给出的任何指令，这样的话就能规避掉这种违反当地法律的事情。”
据了解，香港法律界几乎全部承袭了英美法系传统，将全体执业律师分为大律师(Barrister)和律师(Solicitor)两类。大律师又称为讼务律师，专门从事法庭的诉讼辩护，可在香港的高等法院、终审法院出庭发言；律师又称为事务律师，侧重于商法、公司法、合同法等领域的非诉讼案件。香港大律师公会（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与香港律师会（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则分别为两个群体的代表性行业协会，而所有香港事务律师必须是后者的成员。
谷雨说，2020年7月15日那天，她旁听了香港律师会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一场关于香港国安法的圆桌讨论会。席间几位资深律师和法学教授都提到了一点：未来香港法律界的发展过程中，中文以及中国内地法律在香港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增强。
会上有一位律师提到，以后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不光要了解香港本地法和国际上的通用法律，内地的法律也要学，中文也要多学多讲，还要多招一些内地背景的律师来进入我们这个法律行业。
“我记得说这话的不是一个内地背景的律师，而是香港背景的。”谷雨由此意识到，国安法的出台或许会让内地人在香港法律界中扮演的角色受到更多重视。
内地法学生在港发展前景
“我现在找到的工作是一家香港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你知道今年经济形势非常不好，能找到一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由此看来，大概我的内地人身份是一个加分项，而不是一个减分项。”
谷雨难掩笑意。
据她所知，当今比较大的国际律所，如富而德（Freshfields） 、年利达（linklaters） 、安理（ Allen & Overy）、史密夫（Herbert Smith Freehills）以及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等，多数都在上海之类的内地一线城市与当地律所共同建立了联营所，作为其在大中华区、甚至是在整个亚太拓展业务的重要一步。此外，像富而德和史密夫，还会主动引进内地的学生来香港的办公室工作。
“你知道，拿内地司法考试的牌照是不能在香港执业的，所以这些国际律所从内地招募到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之后，有的会先把这些学生送去英国读一个学位，结束后回到香港，再在香港读一个叫PCLL的学位（全称The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s，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法律专业证书课程，一共六个科目，毕业后方可获得执业资格成为律师或大律师，效力相当于内地的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就像我们在港大的学位也是2+1年，这个附加的一年就是要修完PCLL，拿到进入香港律所的资格，然后再做两年见习律师，才能正式出来独当一面。而这整个过程中的所有学费都是由律所全包的，相当于每一滴新鲜血液都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
谷雨表示，国际律所引进内地法律人才到香港工作，这一波操作并非心血来潮。
“为什么要引进内地人？如今香港无论各行各业都逐渐意识到，首先从经济上来看，内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香港整个的资本市场都在朝内地倾斜。单是普通话这一项，就已经是香港商业环境里不可缺少的一个技能了。以我亲身经历为例，我在律所公司业务实习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全部都是内地客户。这些企业在香港有的做并购、还有的做IPO。甚至不光是律所，像我们接触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投行，那边的对接人也都是普通话溜溜的。”谷雨强调，作为一个法律界新人，在和这些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在法律专业的基础之上，具备内地背景绝对是一个加分项。
“至少在资本的主导之下，无论是律所还是其他机构，你提供服务的对象、你的客户是老大，那你就要适应人家的喜好，对吧？”
谷雨坦言，现在内地的资本在香港就是“甲方爸爸”。以法律界为例——有个别律所手头暂时还没有像阿里腾讯这样的大客户，但是他们至少会努力去接触这些大型企业、建立联系，常用的方式便是以各类名目为前者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
“你都不能想象有些律所是如何拥抱内地客户的。比方说他们会主动给内地大公司的in house律师提供香港法律方面的相关培训，一弄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天，六七天为一期。你想啊，这些律师牺牲自己做业务的时间，去为那些大公司做法务培训，只收取极低的费用，这得是多么倾囊下本！再比方说内地的大型企业里有一些律师要休长假，像是产假之类的，这时候需要找到一个律师来顶上这个岗位，那些律所也会派人去帮他们顶上，费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我不知道这个在香港的律师行业里是否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确实不止一家律所在这样做。”
谷雨告诉记者，长期来看，内地社会经济飞腾所带来的优势还将继续彰显。而这一切都得利于在改革开放后的肥沃土壤里，有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创立的企业蓬勃发展，才会给像她这样谋求在港发展的职场新人带来诸多就业机会、乃至在整个资本市场中的优势。
“我觉得十分骄傲的一点，就是背靠国家这棵大树，我得到的所有尊重、机遇、力量都来源于背后这棵大树，得益于它的繁茂生长。”
内地生融入香港社会
谷雨一年前踏上港岛时，并没有感觉到两地文化之间的隔阂有多么大。她所在的港大社区位于港岛中西区，内地学生数量庞大，因此整体氛围对他们也相当友好——去到任何的服务设施，没有人不会讲普通话，还有银行专门给内地学生办银行卡开户等等。内地在港学生已经成为了一个香港社会中被认可的群体，本地人也接受了这个群体在香港的长期存在，谷雨表示至少她自己是这个感觉。朝前看，她还是秉持着比较积极、乐观的态度。
但谈及内地香港人在文化上的观念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差异时，她坦言，哪怕与她关系比较好的香港同学，双方在看问题的角度上都会有较大分歧。“就比如说去年的发生了暴力事件的时候，我会认为，那些孩子们还很小啊，所谓的‘黑小将’有些可能只是十二、三岁，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能不管不顾，就让他们到街上去扔炸弹呢？这样对自己很危险，对别人很危险呀！我还强调，无论如何，暴力都是不能被允许的。但说到这里我的香港同学就反驳：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孩子为什么需要使用暴力呢？他没有继续往下说，因为往下说我俩可能就会吵起来。反正这段对话之后，他对我就不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也就是说我俩已经因为这个事情有了隔阂。”
但谷雨强调，这也只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在日常环境当中，香港同学是不会故意来跟你讨论政治的，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上如果会有分歧，那就搁置；除了这个方面，两地同学都是彼此欣赏以及彼此爱护的。”
香港大学教授阎小骏在其著作《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中指出，在港英时期，香港社会对内地的印象相当狭隘负面；回归之后，由于部分本地媒体的友谊渲染，这种印象又被加入了“土豪”、“不文明”等新内容。一时间，香港社会拒中、甚至“厌中”的情绪持续被加强。在香港媒体的疯狂炒作下，即便与内地的正常交流、合作与对话都会被认为是推动“大陆化”的手段而被部分或明或暗地被抵制。
谷雨表示，针对“歧视”这个问题还是要分人：越是视野比较狭隘的人群可能越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鉴于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家里条件非常好，自身的知识和见识都很广，而且他们也清楚，周围这些来港就读的内地同学实力卓群，所以歧视这点根本无从谈起。或许有时候对一些旅游区的素质较低人群会有微词，但我觉得这也并非只针对的是内地同胞。”
“至于国民身份认同，我认识的人里至少有两类，算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家里在内地有亲戚，或者是家里在内地做生意，所以对内地有较深的了解；再一个是在内地上过学——我就认识两三个在北大上过大学的香港人，他们对于内地的认同感是非常强的。虽然通过观察他们会发现内地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会有评论，但这批香港人起码明白，在现阶段或许有些操作是平衡之后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我感觉他们是能够以一个比较客观，一个比较亲内地的角度去看问题，更不会怀疑自己作为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类人。”
“第二类人呢，就是没有内地的亲缘关系，祖上三代都在香港，包括刚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和我有了微妙隔阂的同学，他也是这样，家里父辈祖辈都是香港人，无论是做学术还是做生意，在香港也是属于比较高的阶层，但并没有怎么接触过内地，所以他们骨子里就会更倾向英国一些，出国深造时甚至宁愿选择英国一家普通一点的大学，也不会去美国读一个更好的学校，因为在他们心里面，英国的大学都比美国的好。”
在谷雨看来，“了解”和“理解”是不可能凭空产生出来的。加之港媒中部分如《苹果日报》之流，向来以黑内地为宗旨，使得香港社会舆论中充满了傲慢与戾气，大多数本土居民由此长期被“偏见”和“歧视”的云雾罩住了双眼。
“所以如果你不让香港普通人去接触内地人，不让Ta（他/她）真正去到内地走一走、看一看的话，Ta永远会带着那些偏见陈见。所以我想到的能够提升相互认同的方法，就是从我们年轻这一代人抓起，除了鼓励内地的学生来香港上学，也鼓励香港的学生去内地上学，下功夫加强两地青年人方方面面的交流，这是比较有希望的。”
“我之前在西班牙呆过两年，那地方简直是无语了，各方面都非常非常地慢，但当地人都知道中国有这些那些先进高效的东西，只是没有办法立刻学起来。”提起这段经历她感叹，相比之下，香港背靠广阔的内地，凭借深厚的地缘文化纽带，理应更好地抓住机遇，
“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楼下有一家便利店，买东西店里只能刷卡，而且只限Visa和Master卡，刷银联卡都不行。但现在居然可以刷支付宝了，这绝对是一个受到内地影响的表现。而且听说坐港铁很快就可以像内地一样手机扫二维码入站了。”
在内地一线城市出生成长的谷雨形容，自己初到香港之后发现，这里并非样样如想象中先进，但追赶上来的这一过程极其迅速：支付宝的覆盖范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刷刷增长，再加上微信支付也刚刚登陆了香港，居民在各种地方购物消费更加便利，而且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在香港生活的内地人都可以受益。
“我周围的香港同学用天猫超市都用得溜溜的，好多时候都是他们教我怎么买怎么玩；另外现在淘宝在香港各地也有一些提货点，覆盖面非常广，至少我在港岛上就觉得很方便，无论你搬家搬到哪里，周围都有一到两个很近的自提点，所以在商业上的这些创新，无论是支付方式还是购物方式，其实已经对香港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影响。”
最后一条语音里，谷雨由衷道，对于香港来说，它跟内地无论是人员还是商业上的频繁交流，都会一直促进这个社会慢慢朝着更先进的方向快速靠近。“我觉得，只要中国好，那香港就不会差。这是我作为一个在港求学的内地人心里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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